创伤：新移民撼动了传统欧洲国家的“核心”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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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热潮以及移民在给欧洲社会带来累累硕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社会经济创伤；同时，各类宗教社群的出现也给欧洲社会内部带来了焦虑情绪。近期有两本著作引起西方媒体关注，一本是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丽塔·金（Rita Chin）的《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一种历史》，另一本是英国作家和评论家道格拉斯·莫里（Douglas Murray）的《欧洲的离奇死亡——移民、身份和伊斯兰教》。2017年9月14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印度作家、学者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对这两本书的评论文章。
全文大约3000字，阅读时长约为8分钟。
报纸原文：《新移民撼动传统欧洲国家核心》
桑暘/编译
种族民族主义的溯源
18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对当时德国大量廉价波兰劳动力涌入的现象发出警告，他认为在当时开放东部国界以及市场自由贸易政策可能是糟糕的决策，这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还因为外来人种的融入将威胁到当时国家社会的统一。
《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
与韦伯对德国“生存之战”的阐述以及他对天主教、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指责相比，丽塔·金在《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Multiculturralism in Europe: A History）中所援引的多元文化反对者并没有涉及太多种族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为了输入非白人劳动力用以重建当时破碎的经济体系的直接后果。道格拉斯·莫里在《欧洲的离奇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Europe: Immigration, Identity, Islam）中同样也对“多元文化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欧洲文明”这句来自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名言作了比较分析。而在当下西方社会的煽动者大声责骂移民给社会带来各种矛盾和危险，并且试图通过排斥外来人口从而建立强大统一的单民族社区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欧洲的离奇死亡》
种族民族主义出现在十九世纪末期，正是经济全球化具有颠覆性的第一阶段。当美国人虎视眈眈看着欧洲大肆抢夺周边领土和资源时，种族、民族和宗教的等级制度同时也被扣在了非西方国家人民身上。对外部文化的排斥也是欧洲人努力在本土树立的政治社会核心。正如韦伯所说，现代经济发展造成了社会整合体和实体的磨擦，许多所谓的受害者渴望重塑和净化社会群体，通过保护姓名、肤色或宗教习俗来维系他们的身份。大规模移民抵达西欧和美国，加速了社区的不完整性，还有大批难民乘虚而入。于是，十九世纪末期奥匈帝国、德国和法国的反犹太情绪高涨，而美国白人社会聚众挑衅黑人的事件也频繁发生。
美国在18世纪80年代首先颁布了具有种族倾向的移民政策，19世纪90年代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 更是反映了美国当时歇斯底里的种族隔离倾向。甚至一些伟大人物，如西奥多·罗斯福都开始对国家即将“退化”感到恐惧。历史的重演就像一场无聊的闹剧，罗斯福之后又一个世纪，另一位总统再次放大了白色恐惧。特朗普今年七月在华沙演说时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愿”。全球化一度令西方国家昌盛，也赋予当地非白人群体同时发展的力量。而到十九世纪末期，种族煽动者把那些无辜的人们定义为一个清晰可辨的社会群体：移民或难民。在欧洲和美国，由于各类危机的困扰，替罪羔羊的出现逐渐催化了大众的不满情绪，并为接下来的社会矛盾埋下了祸根。
欧洲在文化和精神上逐渐瓦解
几年前，挪威大规模屠杀事件的凶手安德烈·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曾声称，挪威因接收大量少数种族人口，将会是全欧洲“最先自杀”的国家。而莫里书中的第一句话就引用了极右翼群体的一句陈词滥调，即声称全欧洲都正在“自我毁灭”。 莫里认为，众多“预言家”的出现，例如《退化》（1892）的作者马克斯·诺多（Max Nordau）和布雷维克等人，说明欧洲在文化和精神上正逐渐瓦解。
最近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为过去的帝国感到自豪。甚至可以说，一个反殖民主义的排外幻想正试图挽回皇族的荣耀，这种意识推动了英国脱欧进程。然而和大多数欧洲右翼团体成员一样，莫里似乎并不能完全放心，因为绝大多数德国人对他们国家的纳粹历史深表遗憾，并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他极力为残暴的组织“爱国欧洲人反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辩护，以此来反击德国政治家和记者的批评。他还声称英国极右极权主义团伙“英国防御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的观点有道理。更令人不安的是，他认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是一位专制民主的爱好者，是比乔治·索罗斯更好的“欧洲价值观”哨兵。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单一文化或文明的独家继承人。除了希腊、罗马、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外，欧洲和美国也一直是不同文化和种族的大熔炉。
多元文化主义宣告失败？
负面的影响已被历史充分展现，这更加有利于探索现代焦虑情绪产生的深层次来源：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这正是丽塔·金所做的，她将无数次针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探索争辩综合成为战后欧洲社会的生动画面，全书书写过程清晰、推理有据。这是一场纯粹学术精神与公共领域的对抗，分析了这些未经证实的偏见产生的来源。
金的父母是马来西亚被英国殖民后不久被迫离开的汉族人，在很多国家生活过，经历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她希望她的读者能够理解：移民在多数政治论述中都很自然地被定义为一个群体，这其实并不正确——移民在世界多元环境中的身份定位随着个体生命的延续会不断转变。她拒绝接受例如英国人、德国人或是欧洲人这样不可改变的身份定义。通过探讨1945年后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社会许多人用来澄清他们身份的具体想法，她坚持用历史事实说话，而让诸如莫里之类颠覆者的怀疑不证自明。
例如，欧洲概念的形成出现在十字军东征遭遇穆斯林人口之后。而后欧洲的自我意识在离境贸易和殖民地形成后开始在民众中产生分歧。正如金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移模式的逆转”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了欧洲自我定义的过程：“与几百年间欧洲人走向世界相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在欧洲定居，填补了战时破坏所造成的劳动力需求。”
对她来说，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过去被认为与欧洲身份不符的群体通常位于欧洲边界之外，但现在他们在欧洲内部就已经牢牢扎根。”十九世纪，以同质人口为前提的民族国家需要外国的土地和资源来发展和扩张。他们实施种族、阶级和教育等级制度以巩固“当地人”地位。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如今正逐渐减弱。首先是战后重建，然后是近数十年的全球化技术、货物和资本的加速流动。金没有对移民带来社会经济创伤这一点做更深度的分析，也没有细致描述1945年前的欧洲移民史，还有国家内部对各种“外来人员”的预测。但是，她深刻阐述了自1945年以来，欧洲精英起初如何对黑肤色人种忽视、误解和排斥，之后又如何制造了一个常被广泛认为是“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问题。
反多元文化主义的抗议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开始聚集。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撒旦诗篇》加速了它的形成。之后前伊朗领袖阿亚托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对鲁西迪的言论表达了不同看法，也令伊斯兰教开始与“西方价值观”发生冲突。随着帝国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多元化似乎开始在很多社会中碰壁。欧洲遭受了恐怖主义袭击、经济危机和来自其曾经粗暴对待和重塑的国家的难民涌入。甚至连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主流政治家也都屡次回应，多元文化主义似乎要宣告失败。
当然，欧洲各地现在都还不能统一这一看法，除了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在每一个欧洲国家实行的野蛮种族清洗之外。无论如何，正如金所说，“欧洲人到底想用什么替代多元文化主义？他们将如何面对民族多样化的进程？这答案并不简单，但是眼前更为重要的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将如何走出他们严峻的过去。”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0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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